刘鸿儒:中国金融改革坚定前行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时间:2018-10-08 17: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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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鸿儒:中国金融改革坚定前行

  记者 张艳花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在中国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四十年来,改革已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展开,逐步深化;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循序打开,全方位推进。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更是其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为此,本刊特别开设专栏,以历史亲历亲为者的视角,回顾和总结这段伟大的历程。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就是不断在改革开放中取得新的进展。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伴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您就身处改革一线,躬身中国金融业改革。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人民银行成立七十周年,在这些改革岁月里,有很多金融改革故事值得记录和讲述,作为亲历者,我们非常有幸请您谈谈您所经历的改革故事。

  刘鸿儒:是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不断探索求变的四十年,也是取得巨大成就的、辉煌的四十年。站在今天回望过去,的确有许多值得记述的故事。

  记者:中国金融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请问,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和背景下提出的?

  刘鸿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农村包产到户开始,农村改革率先破冰,农业银行第四次恢复设立,之后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后来,还恢复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城市信用社。

  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建立,初步改变了人民银行一家垄断的格局,这是金融体制的重大突破,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金融机构多元化后,竞争局面逐步形成,虽然当时政策上明确规定,每家专业银行都有自己的主业,当时有个说法是“农行是穿草鞋的、人行是穿布鞋的、中行是穿皮鞋的”,但实际上大家都对自己的分工不 满,最后变成了“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建行破墙”。

  随着业务的发展和竞争的激烈,矛盾越来越多。希望人民银行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加强信贷管理,但是人民银行手中还握有工商信贷业务,可以说银行业务的重头戏还没有分出去,作为中央银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各专业银行不服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调控、监管各家银行。从政府角度来看,人民银行同其他几家银行一样忙于具体业务,也不利于全国金融宏观调节和管控。因此,上上下下都感到急需要解决这个矛盾,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问题便由此提了出来。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中央银行制度,但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央银行制度,却经历了长久的讨论甚至争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单独成立中央银行,以及人民银行与各专业银行的关系。

  从1981年开始,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对于建立中央银行制度,曾主要形成了三种意见:有的主张维持现状,有的主张回到大一统的人民银行,主张建立完全的中央银行制度的并不占多数。这还是因为当时在人民银行和各家专业银行的领导层中,认识的片面性占了主导地位,专业银行都说自己是国家银行,不承认是专业银行,都认为同人民银行的关系是平起平坐,不承认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先从加强人民银行的某些中央银行职能入手,借以缓解当时的矛盾。

  1982年初,姚依林副总理传达了关于银行改革的指示,提出了建立中央银行的原则。根据指示,由人民银行组织“银行机构改革小组”,负责集中各方面意见。组长是时任人民银行行长的吕培俭,我任副组长与具体执行人。改革小组多次召集各专业银行深入讨论,在会上,各家银行都一致认为,要坚持集中统一的方针,各级政府和财政系统不能办银行,但在讨论银行设置时,分歧却很大,建设银行主张仍归财政部领导,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主张成立金融委员会,统一领导金融事业,实际上是不愿接受人民银行的领导。为了防止银行之间不协调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主持拟写了向的请示报告,采取进一步强化央行职能的措施,党组讨论通过后报。1982年2月,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及其与专业银行关系问题的请示》。文件中明确地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在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这个请示对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任务和职责,以及各专业银行之间的分工都做了具体划分,并明确指出在业务上各家银行都要接受人民银行的领导和监管。但是显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办法,在执行过程中,原有的矛盾并未解决,人民银行不得不继续深入研究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方案。

  最初,对于建立中央银行制度,我们是既无经验又无知识,于是眼光向外,在国际上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再眼光向内,寻找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部”。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没有中央银行体制,自然也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我们着重研究西方国家,查找有关文献资料,邀请国外专家来做讲座,派团出去实地考察,重点是美国、德国、日本和匈牙利的情况,我与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也有过多次交流,我们把外国专家的介绍和人民银行的出国考察报告,以及我与沃尔克的交流内容加以梳理、总结,有的作为研究成果报送给上级领导参考,有的写成文章,随写随发表,供大家一边学习,一边研究,使大家逐步统一认识。

  最后,“银行机构改革小组”结合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实际,经过全面探讨,取得了几点共识:第一,建立中央银行制度是金融改革大势所趋;第二,健全有效的中央银行制度,是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多家银行、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相互之间存有竞争机制的新的金融体系;第三,在改革初期,在我们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情况下,全面仿效西方的央行体制是不现实的,当下只能建立具有过渡特色的中央银行制度。

  1983年6月,姚依林、段云同志找我和人民银行另外一位副行长邱晴到去谈话,他们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想另外成立一个中央银行,力求把这个央行搞得小一点、灵活一点,其功能主要是协调和监管。当时,我们一个明显的感受是,这不有点像财贸办公室一样的“金融办”了吗?我们后来向姚依林同志汇报说,建立中央银行制度是大势所趋,不过,大家当前最担心的是把人民银行架 空,宏观调控失灵。因为当时金融机构少,三大专业银行是直属的总局级机构,人事权都掌握在手里,人民银行经济手段又没有,说话大家不听,便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姚依林同志开玩笑地说:“你们怕各专业银行变成老虎,那你自己就想法变成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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